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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文学新作《在别处》在京城引发热议
发布时间:2018/11/10 16:00:37 来源:大益文学 作者:王笑笑

《在别处》是大益文学院最新推出的文学作品集,也是“大益文学”书系第八辑,收录了当下实力作家们一大精彩的小说和散文。


这一期的出版意义重大,我们像创刊一般重返北京,重返“单向空间”与几位大益签约作家和读者们见面。这对大益文学院来说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在别处”的征程。



初冬的京城猛然放晴,虽冷,但蓝天碧透,树叶金黄,为11月9日傍晚《在别处》的新书分享会撒上了无限温暖的诗意。赵兰振、陈集益、陆源、李唐四位作家与主编陈鹏齐聚一堂,象征独立、品格的单向空间,很快就坐满了。



出版人、作者陆源以客串主持人的身份为我们首先介绍大益文学院。紧接着,五位作家针对“在别处”的主题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个作家能不能被当时的社会认可都不重要,关键是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童年是一个作家的感觉材料库。”“自然而然的流露就是好的语言。”……五位作家不同的经历和思考在这个深秋夜晚碰撞出璀璨的火花。


陈鹏:为捍卫汉语写作尊严,我们的《大益文学》走过了两年征程,每一辑各有特色。但基本上都有“对垒”栏目,它凸显了文学与国际接轨的思路:一名中国作家,挑战一名活着的西方作家。这次,是著名西语作家施维伯林的《吃鸟的女孩》与中国女作家严优的《大驴命》对垒。我觉得他们的写作是在同一水准上的,两个人都写了动物的命题,讲了生活的无奈和对“在别处”的向往;另外,本辑陈集益的小说《鼻子》也很重要,它是一部优秀的魔幻小说;于坚的《巴黎记》也充满了对昆明、巴黎两座城市的在别处的多重指涉和想象……



赵兰振:能和大家聚一起谈文学与写作,很高兴!首先我觉得真正的文学是很贵族化的,小众的,是极少数人的事,今天不是大会,不太多的人聚一起谈谈写作,很惬意,是极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梵高的绘画在他活着的时候无人问津,直到死后才得到认可。可见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古代还是现代,艺术永远是少数人的事,不要苛求大众去接受它。不久前我们在大益国际西班牙写作营交流期间,有一位著名西班牙作家曾提问,你作为一名作家,你会为一年内收获一万个读者而写作,还是为了一百年收获一万个作者而写作?也就是说你为了当下的现实利益而写作,还是为了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而写作?其实这对每个作家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第二,针对当下写作,到底哪个环节出了毛病?为什么许多当年红极一时的作品,一段较长时期后再去看时,觉得并不那么好了?甚至有些作品经不起三五年已经消声匿迹,经不起推敲。这究竟是为什么?而另外一些作家,比如沈从文和萧红,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多少年里差不多作品是被禁的状态,无人提起,但若干年过去后,我们再读时发现仍是好作品。


    许多好作品的遭遇应该和梵高的绘画有类近之处,比如沈从文的著名小说《边城》,因为没有故事性,可读性也是个问号,要是现在寄给文学刊物,吃闭门菐的可能性很大,估计出版社也不会太热情,因为要考虑发行量,考虑经济效益。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说明《大益文学》这样的书系存在的价值,《大益文学》竭尽全力为作家服务,去尽力发现当下真正优质的文学作品,哪怕没有太多故事性。当下的许多小说都在追求所谓的题材价值、心灵鸡汤价值、猎奇价值、新闻价值,而《大益文学》重视作品的文学性,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正确的引导,极重要。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下的文学阅读习惯。大益文学在做这样的事,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然后再去改变。


    当下许多小说都在写追求故事,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很多小说其实是用典雅的语言写一个故事,是“雅故事”而不是小说。600年前冯梦龙就在这样做,而且做得极好,后人很难超越。我们如何用语言打开一个世界,用语言把读者攫进你的立体世界里,产生亲临其境的感觉,这才是小说家的任务。小说就是真实的谎言,而不是故事。故事可以复制,通过暴力、血腥、神秘等元素塑造一个故事,这也是电影的套路。小说可以利用故事的元素,但不能陷入故事里。你讲村子的故事,首先你要讲好村子,让读者走进村子里,而故事埋进村子里的日常生活里,埋得越深越好。这才是小说,而不是仅仅一个线性的故事。讲好故事,要求小说家的是先讲好故事发生的背景,不要单纯追求故事。


第三,“大益文学”对稿件要求很苛刻,并且将稿酬提高到千字千元的标准。这是对写作者的最大尊重。这样做的影响很大,后来许多文学杂志都在跟上这样的标准,“大益文学”让作家们得到了应有的社会尊重,也体现了写作的价值。另外,大益文学院还组织国内、国际的文学活动,比如在丽江、西安,法国、西班牙……这些活动效果都很好,大文坛上有很大反响,起到了团结作家的作用。



陆源:这一期“大益文学”叫《在别处》,这让人马上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和经历,我想问问集益,“在别处”对于写作意味着什么?



陈集益:大家好,今天看到那么多人来到现场,我感到很温暖。先锋文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先锋的精神会一直流传下来。“大益文学”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神,我的写作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我的写作风格很尖锐,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人皮骨》,源于我自己的打工经历,于是我把这样的题材写成了小说,陈鹏真的把这篇小说发表在了当时他主政的《大家》杂志上,这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的这种对文学的担当和责任感,让我很感动。


这次在“大益文学”上发表的小说叫《鼻子》,也秉承了我一贯的尖锐风格。其实这也是写北漂的故事,可我没有直接写,而是做了变形。北京的雾霾很重,人的鼻子产生了变异,只能闻到臭味不能闻到香味。于是这个病传播开来,人们恐慌了,为此,医院通过一种药和手术,让人们什么都闻不到了,于是大家每天都很快乐……



陆源:您说的我都特别想看了,这篇小说还让我想到了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陈集益:是的,其实我的手边就放着萨拉玛戈的《失明症漫记》,还有《香水》《1984》,我的写作有时候很实用主义,不管什么先锋还是不先锋,先借鉴了再说。我也从不担心承认这一点。



陆源:下面我们来问问最年轻的作家李唐,你是如何写作的呢?90后的写作是什么样的状态?



李唐:我觉得写作的风格越来越多元化了,没有统一的朝向,每个人都从自己感兴趣的点去写,我对于写作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态。有人喜欢侦探,有人喜欢纯文学。我觉得只要你写得好,都会找到自己的读者群。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多元化的表现。有人说,文学现在不景气了,但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以前读者能够接触到的文学很少,比如当年的朦胧诗,如果当时人们能接触到更多诗集,或者有更多外国作品翻译过来,朦胧诗可能也不会有现在那么大的影响力。


前几天我读了杜尚的访谈录,他不会去想有多少关注者,他只是用自己最诚实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他有一个名言“我的每一个呼吸,都是一个艺术品。”所以他不会刻意去想要达到什么。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写作状态和方式。


关于陆源兄刚刚提到的“在别处”的问题,虽然我是一个本地作家,我写的东西却很少有地域特色。我很难抓到北京独特的东西,我觉得北京的本土特点越来越淡,可能像世界任何一个大都市。当今文坛写北京的作品很多,但很多是北漂者的作品,而且达到了很好的水准。怎样去写自己的北京这是我之后想要尝试的东西。



陆源:您刚刚讲的话,让我想起曾经和兰振老师交流过的童年问题。别说你,我觉得78年后出生的人,在80后90后看来北京上海其实都一样,每天上地铁,下地铁,甚至连道路、品牌、楼宇都一样。但是我想说,它们还是有独特的东西。你比我小十岁,你可能还没意识到,我直到去年才恍如隔世般得想起自己的童年,童年究竟对于一个写作者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是素材、经验、记忆、情感伤痛还是其他别的东西?兰振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



赵兰振:一个人的感性和理性加在一起是一个不变的定值。在童年时你的理性是零,但感性是一百。作家的理性发育稍晚些,而感觉能力先天性发达。为什么童年对一个作家那么重要?童年建立的是一种感觉材料库,而文学创造需要的是把理性的组织和感性的材料。童年是人睁开眼睛第一次看见世界,记忆都是最深刻的。第一次见到某物时的神奇和好奇,把这种第一次的感觉传达给读者,就像第一次给世界命名。童年时期,所有感觉都是不受理性干扰的,是最最纯粹的感觉,而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为了不断社会化自我不断消失的过程。作家只有往回走,向童年看,才能最大限度调集自己全部的感觉记忆,写得越来越鲜活。



陆源:赵老师说的非常好,比上一次谈这个话题更加体系化了。



赵兰振:好的小说家都是用理性的眼光,动用和组织感性的材料。一个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重新去捕捉童年时期的感觉,并充分自由地写作。




陈鹏:但我觉得似乎也不是所有写作者都能回到童年。借用另外一个概念可能更能说清楚,好的小说家都是挖掘自己的潜意识写作。由潜意识握着你的笔,不管会流淌出怎样的文字,当潜意识完全打开的时候,感觉是最妙的。海明威的文字控制的那么好,比如《乞力马扎罗的雪》,其实就有大段潜意识的绝妙的流露。他控制的是他的文字,对于情绪、灵魂是不加判断和修饰的,所以他才让我们震撼。



赵兰振:进入写作时,就像陈鹏说的,作家是不受控制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理性。



陆源:就像我们私下说的,“胡扯”。但作家的胡扯和我们日常的胡扯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作家的胡扯毫无清晰的理性可言。



赵兰振:对,一进入写作状态,就是一种痴迷的“胡扯”



陆源:现在我想提另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赵老师是河南人,陈鹏老师是云南人,都是北方语系。而我讲粤语,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用我的方言写作,人们可能根本无法读懂。我其实很羡慕你们,因为比如陈老师的作品中有昆明话,我可以完全看懂。但是南方语系的一些作家就很麻烦,甚至北京话的一些词语、表达方式就让人十分费解。因此我想问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对于方言的拿捏有什么心得?



陈鹏:王朔曾经说过,他说作为北京的作家很占便宜。现在很多书面语,口语是从北京话演变过来的。当我们很多南方作家憋着劲向北京话看齐的时候,北京作家当然有先天优势。王朔有过这样具体的表述。我觉得当下作家对口语写作贡献最大的就是王朔和马原,马原是东北人,我发现东北人的语言也非常厉害,也是沾了说话特别利索流畅的光。


我是昆明人,我觉得昆明的写作不占便宜。因为离北方远,教化的特别晚。但是大作家于坚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卓绝的努力,他用了很多昆明话揉入到北方语系的写作中,大家都看得懂,但是地方性色彩又很强。我也在做这样的努力。我个人认为好的小说语言一定是自然而然的,既然普通话已经成为标尺无法改变,自然的流露就是好的。对于方言写作总结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不强求,第二顺其自然,第三有自己的特点。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集益:我和陈鹏的想法不同。我觉得方言里的精髓不在于某个词而有更多东西需要挖掘。我支持普通话写作,不加任何方言,我看莫言、阎连科的小说,觉得他们的语言比较粗糙。我是《青年文学》的编辑,一些北方作家的稿子也很让人头疼,加入了很多口语化的东西,读起来磕磕绊绊。相比较余华、苏童的作品我就很喜欢。


语言就是故乡,余华也曾经说过,写作时他就会回到故乡,我喜欢写黑色幽默,比较怪异的东西,这也和我的故乡有关,浙江至少有几十种方言,讲我们小镇方言的人数不超过十万,我们镇上的人不喜欢正经讲话,三句话里至少有一句是在开玩笑。我写作时是用很规范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有很多黑色幽默。


对于之前谈到的童年问题,我还想补充,童年中有很多我们上一辈人的投影。我觉得这种投影非常重要,我们虽然没有参与父母的经历,但这样的历史感、投影一直影响着我们。


对于潜意识写作我也不太赞同,我的写作是很理性的,我写作时会有理性的构思,然后再去找写作材料。我也曾放开自己地写作,写的时候感觉很爽快,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再看,当时写的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有的作家看似很随意地写,但其实背后下了很多功夫。



陆源:我同意您的看法,如果不做很多材料的积累和准备,一蹴而就是不容易的。当然了,每个人的写作方法都不一样。



陈鹏:我补充一下,其实很多优秀作家都是潜意识写作,也有很多工匠式的苦行式的作家,比如托马斯曼,他的《魔山》都是经过苦思冥想,如同钟表一样精密地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慢慢写的。它就是好啊,如此地精妙,但是同时你也会读到他的枯燥。德国人的严谨在作家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和福克纳的写作方式就完全不同。因此我认为,写作时可以完全自由,修改时就需要强大的理性来打磨。我在写作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对自己很苛刻。



陆源:聊了那么多,现场的观众们有什么问题吗?



现场观众:先锋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畅销文学……这些派别都是现实存在的,各位老师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如何让大家重新去看一些好的作品而不是只关注流于形式和庸俗的文学?



陈鹏:在我看来先锋性就是反叛。文学不能只有一种模式。法国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学的历史就是反叛的历史。现在我们的样式过于单调,其实应该多多接触更多类别的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我说的是类别,不是类型。好的文学……多读读经典吧。



赵兰振:我觉得人类的艺术不只是文学,都在不断创新、突破已有的范式,否则艺术家的价值无从体现。我认为先锋最重要的不是形式上的改变,而是内容、实质的创新,先锋精神是特别可贵的。想当初我曾经痴迷写作,几天几夜不睡觉,但后来发现那样写下去没有太多的价值,肯定在哪个环节上出了毛病。我是通过深入阅读发现自已的不足并试图改变的,所以阅读极重要。如果你想当作家,你必须阅读大量经典作品,向经典看齐,它们会告诉你什么是先锋,什么是好小说的标准。



现场观众:可能我比较悲观,现在网络文学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很多网络写手公司,但我觉得他们的作品都流于表面,很平淡,我很担心这样的现象泛滥。



陆源:其实不用。根据我多年做文学编辑的经历,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市场也是一个白银时代,从销量和品种上来看都比90年代末强太多。一些经典作品都在不断再版,很多书店的书比如单向空间都非常有 品 质。这在十几年前是很难看到的,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这样的阅读空间。我作为作者,其实很多时候不会顾及读者,但是市场反映却是好的,说明读者也在不断进步。


陆源: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现场观众:作家需要关注社会现实,真实、新闻本身吗?比如重庆公交车事件。



陈集益:这是一个真实和虚构的转换问题,作家肯定需要关注社会现实,但是如何写是另外一回事。就重庆公交车坠江案来说,作家说不定写不过新闻记者,但作家的法宝是想象力。社会热点也可以追到人性上,具有寓言性,象征性。伟大的写作是写在时代前面的,而不是跟着社会热点。比如我住的小区据说要拆除楼顶的所有玻璃房,而我的书房和花房正是这样的“违规”建筑,这让我每天生活在恐惧中,就像卡夫卡《地洞》中鼹鼠的恐惧一样。所以我读《地洞》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啊。好的作家,就要写新闻之外的最普遍的最有预见性的人性。



赵兰振:我觉得公交车事件就只是个新闻,对我的写作,没有丝毫触动。我只是当做新闻来谈论它。它无法与我的文学世界契合,对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当然,有些作家会被当下发生的事件触动,比如司汤达写作《红与黑》,列夫.托尔斯泰写作《安娜.卡列尼娜》,都与当时发生的新闻事件有关。不同的作家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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